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美国已进入新一轮全球战略扩张期，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斗争异常尖锐，世界局势动荡加剧，地区冲突有增无减，热点问题日趋激化；新的世界军事变革进一步深化，世界军事和安全斗争更加凸显，各国军事战略的优劣和军事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如何应对这场极其深刻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周边形势趋于复杂，各种挑战趋于严峻
当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但“9·11”事件后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随着世界安全形势和地缘政治的演变，中国亚太安全态势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这种变化既给中国创造发展的新机遇，也使中国面临许多新挑战。
(一)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处于世界政治新版块的中心区域
“9·11”事件后，世界政治军事的地缘结构迅速向东倾斜，亚太地区成为攸关世界和平与安全最为重要的地区和影响世界发展与繁荣最具决定意义的地区，是新世纪世界地缘政治新版块的战略重心。位于亚洲大陆东端和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无疑成为世界政治新版块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大国进行地缘战略调整与磨合的重要对象。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深刻调整中，亚太地区无疑是对美国全球利益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地区。然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威胁几乎都来自亚太地区：该地区是对美国安全构成致命威胁的国际恐怖势力的滋生地和集中地，是对美国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所谓三个“邪恶轴心国”的分布地，也是因大国崛起可能对美国长远安全利益构成挑战的地区，还是对美国经济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地区。因此，美国已将全球战略重点东移，确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现。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扼守亚洲东部，是美国推行欧亚大战略并企图将东西两线联为一体的重要屏障；在地区局势上，中国是美国解决亚太地区所关注问题时必须借重与合作的重点对象；在双边关系上，中美两国特殊的安全联系和复杂的利益冲突，使美国对华始终怀有一种矛盾心态，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中国是美国既要进行建设性合作、又需要加以防范的国家。只要国际恐怖势力仍是美国当前大敌和主要威胁，美国重视中国地缘战略优势、谋求对华合作的方针就不会改变。
俄罗斯在调整国家战略、推行面向西方新外交的过程中，仍视亚太地区为国家和全球战略的重要利益所在地，把巩固和发展对华关系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为俄罗斯的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欧盟在谋划与推进一体化欧洲的同时，把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了亚太地区。东亚——欧盟政府间的定期对话机制，就是欧盟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中国是欧盟在亚太地区谋求合作的最重要伙伴。世界第一条磁悬浮列车在上海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与欧盟关系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二)在周边环境上，中国周边主要地缘版块的战略地位明显提升
亚太地区主要地缘版块战略地位的明显提升，既是该地区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导因，又是该地区主导世界政治舞台的体现。
中东地区因其复杂和特殊的矛盾而成为世界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地区。美国以伊拉克为突破口推进所谓“民主化”改造，可是巴以冲突的时起时伏，使该地区成为牵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火药桶”。
中亚地区在“9·11”事件后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地区。国际恐怖势力的猖獗和民族宗教矛盾的泛起，使这一地区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地区。国际恐怖势力的全球性、严密性、诡秘性和狂热性，决定了国际反恐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也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亚仍将是世界地缘政治最敏感的地区之一。
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也因“9·11”事件更加凸显。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处在恐怖与反恐怖的矛盾交汇点上，印巴两国在强力扩充军备战略的驱动下，双方的矛盾摩擦将呈现复杂化和长期化的趋势，使南亚大陆笼罩在纷争与冲突的阴云中。
东南亚地区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人文环境，使该地区成为国际恐怖势力泛滥的重灾区和反恐斗争的“第二战场”。东盟区域合作的不断发展，“1O+3”(即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盟1O国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对话)、“1O+l”(即东盟1O国与中国对话)合作机制的日益巩固，使东南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的演变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作为影响东北亚安全态势核心的朝鲜半岛局势也发生了新变化。朝美在核问题的较量上如何收场，大国围绕朝核问题如何协调，韩国如何应对朝鲜的“核冒险政策”，将是今后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三)在矛盾布局上，中国处于国际恐怖势力猖獗和民族宗教矛盾交织并发的高危弧形地带
“9·11”事件改变了世界的矛盾组合，重构了世界的矛盾版图。从北高加索、车臣地区经中东、中亚到南亚、东南亚这个广阔的“U”形区域，是国际恐怖势力猖獗和民族宗教矛盾交织并发的高危弧形地带。中国正位于这一地带的腹地，处于国际恐怖势力和民族宗教矛盾环形合围的中心。在这个高危弧形地带上，以恐怖势力猖獗为主导的各种矛盾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一是各种矛盾交织并发，此起彼伏。既有恐怖势力的猖獗，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既有边界领土纷争，又有借机制造的恐慌。二是许多矛盾都有形或无形地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巴以冲突、印巴矛盾和车臣首府及巴厘岛的爆炸声看似互不相联，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9·11”事件的冲击效应。三是一些矛盾还附着上了恐怖主义的色彩，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动荡。持续升温的印巴矛盾就说明了这一点。四是一些矛盾正在被异化。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矛盾冲突本不属于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但以色列沙龙政府假借“反恐”旗号，对巴勒斯坦推行强硬的“铁血”政策，使中东和平进程雪上加霜。
(四)在安全态势上，中国面临的安全矛盾多元化和多层性
应该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既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也面临安全矛盾最为复杂的时期。主要表现为矛盾种类多，矛盾式样新，矛盾区域广，矛盾烈度大。我们既面临着传统安全矛盾，又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矛盾；既面临着以“台独”为代表的分裂势力的现实威胁，又面临着以“东突独”为代表的境外分裂势力的恐怖颠覆威胁；既存在着超级大国的霸权战略威胁，又存在着一些地区性大国扩充军备的挑战；既存在着民族宗教矛盾，又存在着领土边界纷争；既存在着陆地领土矛盾，又存在着海洋主权之争。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恶化中国周边环境，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当前，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重灾区，这一战略加剧了本地区安全矛盾的多元化，并将直接影响中国国家安全。首先，美国将加强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将呈现出东(东亚)西(中东和中亚)为重、南(东南亚、印度洋)北(东北亚)策应、巩固重点、全线推进、战略合围、联为一体的战略特征。在西线，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集结了近3O万大军，在中亚驻扎了两万余人的军队。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伊拉克仍部署至少6万大军，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维持在15万人的规模，并企图将中东与中亚的军事力量联为一体。在东线，2003年3月初，美国国防部决定调派12架B一52战略轰炸机和12架B一1战略轰炸机前往关岛，以增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威胁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存在点面相串、区域相联、总体战略合围的态势正加紧形成。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到中亚和中东，美国军事力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美国在亚太地区总体兵力今后将多达25万人，大大超过欧洲地区1O万驻军的规模，这造成中国在亚太地区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得不直面美国的强势存在。其次，一旦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得以抽身，不排除以强硬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这样东北亚安全环境有可能发生复杂的变化，中国将面临新的现实压力。再次，如果美国完全稳定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局，作为政治性联动，中国不仅要面临更加严峻的周边民族宗教矛盾，而且还将面临更大的“西化”压力，因此维护国内政局稳定的任务更加突出和繁重。
中国面临的安全矛盾还相应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台湾当局不断强化军事实力，相应调整军事方针，妄图“决战境外”，“以武拒统”。与此同时，美国加大对台湾的渗透，在图谋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同时，正企图将台湾问题“军事化”，近两年加速发展美台实质性军事关系。2003年4月下旬，美军首次派高级军官全程指导和参与台军“汉光十九”演习。这样，就使中国祖国统一大业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朝核问题是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化的突出表现。面对美国的军事政治压力，如果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日本和韩国就有可能实施核武装，在东北亚地区造成大范围的核扩散，美国就有可能成立新的东北亚战区司令部，调整东亚战略，东北亚地区有可能出现新“冷战”。
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日本正全力向世界军事大国迈进。根据西方权威军事机构分析，日本的军事实力堪称亚洲之最、世界之强，事实上是一个核大国，拥有的核原料是中国的好几倍，日本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位，战争动员潜力也相当大。但是，日本至今尚未对侵华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诚挚道歉，政局明显趋向右倾和保守，公开把中国当成其主要防卫对象。日本加紧扩充军备和加速向世界军事大国迈进的动向，日益引起中国及亚洲相关国家的严重关注。
(五)在力量对比上，中国在亚太地区力量重组中有得有失、得大于失
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重组和安全结构的变化，将大幅度调整国家利益关系，重塑国家安全战略。在亚太地区力量重组中，中国有得有失，得大于失。中国最大的失莫过于美国将数万大军部署到了中亚地区，安插到了中国的西大门，中亚地缘政治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新变化。如果美国企图将中亚驻军基地化、机制化和长期化，势必恶化中国西部安全环境。同时，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将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并把这一地区作为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重点区域，也将使亚太地区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当然．在亚太地区力量重组中，中国也获得了一些重大利益。第一，由于美国当前和今后将集中精力解决伊拉克问题，客观上将减缓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大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中美两国自“9·ll”事件以来，尤其是国家主席江泽民2002年10月访美以来，平稳发展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得到深化，这将为中国外交战略态势的总体稳定创造有利条件。第二，由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凸显，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战略影响力明显提升。第三，在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调整中，中国处于较为有利的战略地位，外交回旋空间增大。第四，中国在国际反恐斗争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特殊作用。一方面，中国对正常的国际反恐斗争表示坚决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强化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功能，形成了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的反恐特殊优势。第五，中国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多边外交，主动营造周边环境，“上海合作组织”的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中国近期开展睦邻多边外交的重要成果。
